民国时期的古玩收藏交易市场叫什么(民国时期的古玩收藏交易市场有哪些)

1860年代上海最早出现的古董店,集中在老城区以及毗邻法租界的新、旧北门地区和英租界的第五大道地区。其中,五马路(今广东路)的古玩街在当时的全国古玩界享有盛誉。到了1920年代,这里已有18家古董店和100多个古董摊位;到1930年代中期,大约有210家古董店。五马路已成为全市最繁忙的古玩市场,是上海古玩收藏交易市场的缩影。与北京琉璃厂一起形成一南一北两条著名的仿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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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不是一般消费品。它们的价格随着其稀有性、买家的喜好以及古董收藏品交易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变化。只要有收藏家喜欢,愿意花高价购买,就会从废品收藏家手中转移到卖二手货的摊位,再到古玩店的柜台,然后到一个或几个较大的古董商,最后到达国内外的收藏家或博物馆。几年后,这件古董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再次流入市场,被重新发现。现在它的价值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已经越来越高了。因此,古玩店里流传着“三年不开业,开业三年”的说法。

我们从民国时期全国几个主要城市古玩业的发展就可以窥见一斑。

北京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尤其是上海,经济空前繁荣,因此在古玩收藏和交易市场领域,成为南北两大文物集散地。

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在东南沿海开放了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开放了我国东南沿海。到19世纪末,对外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公共租界(19世纪末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形成公共租界)、法租界和租界外的中租界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也因国内外资本投资和人口激增而变得异常繁荣。到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它已成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并被誉为“冒险家的天堂”。中西文化的熔炉。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那样具有如此浓厚的资本主义特征,整个城市的形象常常被概括为“十里洋场”。正是这种不中不外、融汇东西方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的洋市场,才使得生长在其中的古玩收藏交易市场有着独特的崛起和崛起。坠落过程。上海的古玩收藏交易市场始于清朝咸丰年间。其最初萌芽后,到民国时期开始初具规模。

1912年至1949年间,古玩收藏交易市场主要分布在旧县城、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地。其中,公共租界(清末英租界)的中西区是修炼者最集中的地区,尤其是整个民国时期。1937年抗战爆发后,古玩业逐渐从旧县转移到租界。

从清末开始,上海古玩收藏交易市场经历了一个发展时期,大约在1921年至1936年间达到顶峰。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爆发,又经历了异常繁荣时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恢复稳定。1945年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多次改变币制,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古玩生意也迅速衰落。而且,政府制定的不合理外汇价格严重影响了古董出口,古董商振兴市场的希望落空。

愚公古玩的叶树忠、学庚斋的张学庚、福源斋的戴福宝、珊瑚林古物流通部的洪玉林,是被称为上海古玩界“四大金刚”的四大实力古玩商。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金刚”,与解放初期他们卷入的一起文物走私案有关。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当时最大的文物出口公司鲁武公司关系密切。此外,还有比“四大金刚”财力更强的金从义的金彩古玩店。从独资经营角度看,金彩集曾经是上海最大的古董店,与北京宾集(悦宾)齐名,名扬海内外。

1860年代上海最早出现的古董店,集中在老城区以及毗邻法租界的新、旧北门地区和英租界的第五大道地区。其中,五马路(今广东路)的古玩街在当时的全国古玩界享有盛誉。到了1920年代,这里已有18家古董店和100多个古董摊位;到1930年代中期,大约有210家古董店。五马路已成为全市最繁忙的古玩市场,是上海古玩收藏交易市场的缩影。与北京琉璃厂一起形成一南一北两条著名的仿古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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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九城一通”

说起北京的古玩收藏交易市场,琉璃厂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数百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琉璃厂古玩行业的良好传统,那就是凡是大古玩商往往都具有书香,绝非只是商人。1911年至1927年,是北京古玩收藏交易市场的“黄金时代”。琉璃厂的古玩店里熙熙攘攘,熙熙攘攘。1927年以后,由于政府南迁和国内外战争不断,北京的古玩收藏和交易市场逐渐进入萧条。抗战时期,北京市场较为惨淡。直到1945年,长春伪满皇宫内的东北货物被运出,给北京古玩店带来了短暂的繁荣。然而,随着经济通胀的上升和内战的爆发,它迅速走下坡路。

琉璃厂文化街原名“海王村”,原为辽代城郊的一个偏远村庄。元朝定都北京后,在此设窑,为皇宫烧制琉璃瓦,故名。清代中期以来,琉璃厂逐渐热闹起来。科举考试期间,文人墨客常聚集于此。于是,商人、摊贩开始在这里摆摊。当时,书店最受欢迎,其次是古玩、字画、书房四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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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没有今天的图书馆,文人墨客只能到琉璃厂寻找所需的书籍和资料。外地来京参加考试的学者经常来这里购买所需的书籍,因此琉璃厂已成为京都的文化中心。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开馆修订《四库全书》以来,琉璃厂文化街更加繁荣。当时,已初具规模的“场店”市场,以及康熙时期已开始形成的“庙市”,让整个琉璃厂文化街热闹非凡。

对于当时的盛况,清代劳志辩在《游琉璃厂》诗中写道:“正阳门外元宵,金牛花开,豪情万丈。十里锦帘蒙尘,半夜烟花过虹桥。”琉璃厂更盛,五彩云镶黄红。”这样的景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民国时期,这里成了名人“寻宝”的地方。荀居北京,曾到访琉璃厂400余次。

由于宣武门外居住着众多文人墨客,因而发展成为文化市场。从此,琉璃厂作为古籍文物的交易场所日益繁荣。新中国成立后,更加具有文化街特色。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对这条街进行了整修。此次改造是该项目的第一阶段。位于新华南街中段(即东、西琉璃厂)东西各500米。改造面积3.4万平方米,入驻老字号店54家。

其中就有享誉国内外的“荣宝斋”;“中国书店”,中国最大的古玩书店;“悦雅堂”,拥有全国特许经营权,是超时代古文物全国独家经销商;并出售历代及近现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以及挂毯丝绸。“抱古斋”、“墨源阁”、“红光阁”专营刺绣、折扇;“云古斋”、“翠珍斋”经营金石、锦缎、瓷器、景泰蓝制品、竹木象牙雕刻等器物;藏族的“庆云堂”、“观福斋”,藏有历代碑刻拓片,不同时期的纸墨笔砚,以及名人刻制的各种印章,都在这里占据着重要的商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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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民国初年,天津的古玩店集中在瓜衣街、郭店街、北门巷、东马路一带,约有70至80户。这与这里居住着不少富商有关。中型古玩店多开在东路一带,小型古玩店则多开在南马路、北门西等地。1917年,原天津海关官员蔡绍基出资在天津日租界工交街与明市街交汇处(今鞍山路、山西路)建立游乐园“大落田”。居住在租界的晚清和北洋的长辈、政府官僚、政要经常到这里游玩、休闲。

秋冬季节,大罗田游客很少。镇长泰古玩店的店长提议春节后在这里举办古玩展。很快,军阀、政客、民国新贵、文人纷纷到来,大洛田逐渐确立为古玩收藏交易市场。此外,位于法租界的劝业场、天祥市场、泰康商场于1924年至1928年间相继开业,均设有古董店。“九十八”事变后,日军经常在日租界因演习而施行武术、封锁交通。于是,大洛天的古玩店逐渐进驻法租界三大商场。

与上海类似,天津的租界里居住着大量以贩卖古董珍品为生的前清老人,还有附庸风雅的北洋政府官僚政客、喜欢中国古物的外国使节等,所以古玩业比较繁荣。天津古玩收藏交易市场曾出现过两次热潮,都与溥仪有关。

1925年至1932年,溥仪在天津期间,因开支巨大,多次变卖从皇宫带出的珍宝、古董。1945年溥仪离开伪满皇宫后,大量紫禁城字画散落在通化、临江、大里子沟、吉林长春、辽宁沉阳等地。他们当时被称为“东北货”,其交易中心在京津地区。两次热潮期间,特别是“东北货”出炉时,上海古董商和收藏家也闻风而动,直接或间接从天津购买字画。

南京

南京素有“六朝古都”甚至“十朝重城”之称。自古以来就是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和重要经济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后来,因北洋政府成立,迁都北京。1927年北伐胜利后,中华民国政府成立,恢复首都南京,建立“南京特别市”,并为其制定了一系列规划。

南京的古玩产业也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城南夫子庙为中心聚集地,规模较大的古玩店有七万阁、迪花斋、沉润生、松宝斋、积翠斋、乐古斋、罗香记、西苑书画社等。-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古玩收藏和交易市场开始从夫子庙扩展到新开发的新街口地区。这是基于城市中心的转移。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古玩业的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南京的首都地位。除了普通收藏家之外,南京市场上还充斥着大量民国政府官员、富商、金融大亨等,比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夫子庙古玩店的常客。

此外,还有一些日本消费者也不容忽视。据《南京市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和中间公共部门历史情况调查》记载,“敌侵时期,由于日本鬼子喜爱中国古玩、古玩、玉器,商店数量增加到四十余人”,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南京古玩业的繁荣发展与日伪时期的特定时期密不可分。由于日本人对中国古董的喜爱,除了直接掠夺之外,客观上也导致了许多迎合他们喜好的购买。

南京的古玩产业主要集中在繁华的公园街(即夫子庙一带)一带,拥有大大小小的商店数十家。据1934年的调查,南京有古玩店19家,其中清朝以前开设的有2家,其余17家是民国以后开设的;位于夫子庙商圈的有12家,占比63%;现有员工70人,其中回回34人。接近一半的人。回族珠宝古玩的鉴赏能力是同行业乃至全社会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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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历史上有西周、秦、西汉、新莽、隋、唐六大统一王朝,以及前赵、前秦、后秦、西魏等十几个政权,在此建都,延续了1000年。多年来,它是我国各大古都中历史最悠久的,故古人有“关中自古为帝都”之说。

西安这座城市有着悠久的文化底蕴,形成了丰富而古朴的城市文化。加之地下文物宝藏丰富,文物市场历来活跃。1911年辛亥革命前,西安古玩收藏交易市场包括辅助主古玩收藏交易市场、位于东门、南院门、骡马市一带的“鬼市”(早市)以及当铺以及钟楼以南、汾乡以东的河岸。银行账户,其主要古玩收藏和交易市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

一是连接政治中心北部的陕西总督衙门和南部的陕甘总督衙门,毗邻回坊鼓楼北街一带,是西安回族古玩商居住的主要区域。二是连接另一政治中心南苑的陕甘总督衙门。毗邻西安汉族古玩商、汉族士绅主要聚居的南院门地区。三是涉及西安交通枢纽钟楼以东、以南相关城区。

南院门内的古玩店多为汉族人经营,包括郑和芳的“和茂勇”、颜丙初的“一元斋”、夏丁九的“九鼎斋”,还有1912年由陕甘总督退役军官张世杰开设的“荣茂斋”。办公室。”、汉代古玩商人杨友时于1913年开设的烟谷阁、河阳古玩碑刻商人梁秀英开设的梁建斋等等。

北院门的古玩店大多是穆斯林经营的,其中包括苏兆年(苏六)、苏一年(苏七)后裔开的;华茂轩为马玉和、马景轩兄弟所有,华茂轩由穆斯林古董商李二于1914年吉胜斋等人开设。三大市场中,以鼓楼街相连的南北院门两大古玩收藏交易市场最为重要。至于南院门和北院门两大古玩收藏交易市场,其中南院门古玩收藏交易市场规模最大。

除了古玩产业,西安还有一个与其关系十分密切、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产业:纪念碑产业。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经济的碑刻产业始于宋代,清代干嘉靖时期达到第一次高潮,民国时期达到顶峰。西安碑林周边,出售碑帖、碑刻的店铺集中在附近的府学巷、书院门、散学街。民国时期著名的老碑刻店有翰墨堂、博古堂、回古堂、保金斋、文谷堂、苏古斋、保镜堂、游石斋、济古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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