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朝的兴衰
西周初年，周成王将其同父异母的弟弟叔虞封给了位于今山西西南的唐国土地，从此拉开了晋国六百年历史的序幕。王国。叔虞死后，其子谢辅继位，改唐为金。
西周年间，周幽王荒淫无道，王室内乱，狗兵侵扰京师。公元前771年，晋文侯率军与郑武公、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行至洛邑。历史进入春秋时期，晋国强盛。
文侯的儿子昭侯继位后，任命其叔父为曲沃主。很快，曲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他有取代金朝官职的潜力。公元前678年，曲沃第三位继承人曲沃武公彻底消灭了晋朝的官族，成为晋王。他被周王室正式册封，封为晋武公。
晋献公在位期间，对内发展经济，对外扩大疆土。其子文公重视人才，励精图治，大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高举“尊王伐夷”的旗帜，成为继齐桓公之后的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扩展到山西的大部分地区和河北、河南、陕西的部分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国家。晋国历经文公、襄公、晋公、厉公、哀公的霸业，持续了七十多年。
到了春秋后期，晋朝官族衰落，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实际军政大权由范氏、中兴氏、支氏、赵氏、韦氏、韩氏六位大臣掌握。大臣们、宗族们争夺权力和土地。经过残酷的斗争，晋国的霸权逐渐削弱，最终韩、赵、魏三大家族分入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封韩、赵、魏为诸侯。后来韩、赵、魏灭晋。到公元前376年，晋国彻底灭亡。韩、赵、魏三国延续晋国遗风，各自发展、改革、强盛，史称“三晋”。
晋国建国之初，只是一个“河汾以东百里”的小国。经过历代晋诸侯的发展，最终在春秋中期确立了晋国的霸权，为后世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晋文化。战国初期，晋国虽然灭亡，但晋国的文化却被韩、赵、魏三个家族在三晋的土地上继承和延续。
二、金代青铜器的发现及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曲沃金侯墓地、绛县衡水墓地、侯马晋国遗址、太原肇庆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向我们展示了当年的辉煌。金国的遗物，其中大量的青铜器将青铜器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装置造型独特、独特
1962年，在晋南曲沃县曲村、翼城县天马村发现了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大型遗址，即天马——曲村遗址。遗址由居住区和墓葬两部分组成。金猴墓地位于遗址的中心。1992年至2000年，共发现晋侯夫妇墓葬19座，其中晋侯墓9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铸造有铭文的青铜器数十件。时代范围为西周初期至春秋时期。天马——曲村遗址和金侯墓地的发现，证实这里是金国第一个封地，是金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衡水西周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绛县衡水镇北。发掘工作于2004年开始，截至2005年底，已清理墓葬110余座，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器等文物。其中M1、M2墓葬的主人是蜀国国君夫妇。史书上未见的苏国，位于金国西南部。是西周中期诸侯国之一。春秋初期为晋朝所灭。
山西省闻喜县上郭村、邱家庄也发现了大型城址和墓葬，1974年开始发掘清理。根据地质调查和文献分析，这里应是春秋时期的曲沃城。墓葬多为中小型，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有铸造工艺精湛、艺术价值较高的青铜器。
1952年，在山西省侯马市发现了规模宏大的侯马晋遗址，面积近40平方公里。1959年，附近发现了金上马墓地。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侯马为晋都新田所在地。直到公元前376年金彻底灭亡，这里一直是金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中心。其中，在铸铜作坊遗址发现了数万件铸铜陶模型。其保存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为我们了解古代铸铜工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88年，太原南郊金胜村发掘出一座石炭木棺大墓，共三棺。墓外有110平方米的大车马坑。随葬品3400余件，其中青铜器1400余件。该墓的主人是春秋末期晋朝宰相赵简子（马丁马丁盖尔饰）。赵庆墓是迄今为止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金代贵族墓葬。不仅反映了春秋时期“礼乐崩塌”的状况，也体现了赵庆在晋代的显赫地位。
晋国是西周时期的一个同姓封建国家。地理位置位于王集周围，北邻荣地。两周期间，晋国与周朝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因此青铜器与王集地区的青铜器基本一致。不过，你也可以看到许多独特的文物，比如大量的鸟兽雕像，其中鸟像气势磅礴，兔像仅见于金代，还有一些精美的方盒形器物，如如刽子手的车等，其他地区均未发现。春秋时期，文公称霸，晋国的物质文化水平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金代青铜器中融入了很多中原文化以外的因素，比如赵庆墓出土的青铜器。环形剑、管状剑等具有明显的北方草原地区文化特征。还有一些代表南方楚文化和吴越地区文化的器物。例如，上马墓地出土的扁螭纹花环就具有典型的楚文化特征。文化特色。
三、金代青铜器鉴赏
2014年4月，安徽博物院与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推出大型展览“金代遗产”。展出的青铜器既有雄伟的宗庙礼器，也有巧夺天工的装饰器物。现精选几篇文章与读者分享。
双鸾鸟纹铜车（图一）
双鸾鸟纹铜车：春秋时期，高6厘米，长10.3厘米，宽7厘米。M374于1974年在闻喜县上郭村出土。
车体顶部有两个可以对半打开的箱盖。其中一个盒盖的中间有一个蹲着的猴子形状的按钮。抬起猴子的身体即可打开顶盒盖。底部有四个轮子，可以自由移动。车身四侧面饰有华丽的双鸾鸟纹、双龙纹。铜车虽小，但图案饱满，精美生动。
闻喜上郭村M7处还出土了一辆小车，这就是著名的砍人护栏的青铜小车。形状和尺寸与这辆车基本相同，但制作更加精致。全车装饰有14种虎、熊、猴、鸟等，还有15处动物可以自由活动的地方。北赵晋侯墓地的M62、M63也出土了类似的小方盒形器物，但底部没有轮子，变成了四个跪着的人形脚。M62、M63均为晋侯夫人墓。此方小盒制作精美，构思巧妙。大概是女性专用的首饰盒。
兽形饮料（图2）
西周兽形锣，高29厘米，长30.5厘米。2006年，绛县衡水墓地出土。
锣是酒器，多为动物造型，铸造极为精美。流行于商代中期至西周中期。这种兽形锣的装饰和造型带有商代的遗风。杯身四壁及圈足分别饰兽面纹、龙纹。卷角大兽面在商代后期十分流行。其独特之处在于卷角处附有两条小龙图案。这款杯子没有采用常见的三层图案，也没有地纹。整器庄严、宏伟。
该墓除出土兽面纹杯外，还出土兽面纹方乙、尊。装饰手法完全一样。贡、房邑、尊是酒器的固定组合。陕西扶风齐家村地窖中也可见到三件酒器同时出土的现象，均为西周中期。
重环纹鼎（图3）
重环纹鼎（图4）
春秋重环纹鼎，高9.6，口径10.3厘米。M7于1989年在闻喜县上郭村出土。
三脚架将三脚架的形状与三角架结合在一起。其整体形状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的盆状鼎，但口部一侧作虎头状的管流。此鼎的特别之处在于平盖的正反面均饰有图案。封面饰有两条浅浮雕盘龙。封面边缘两端各有一个三维猴形按钮，呈蹲坐状。此猴形钮扣与双鸾鸟纹青铜车上的猴形钮基本相同。最巧妙的是，盖的反面还饰有精美的浮雕龙纹，可以固定盖与容器口的位置，使盖与容器紧密贴合，边缘盖子不会晃动。盖子的内侧和外侧都有图案，表明使用三脚架时，可以将盖子取下并倒置。
鼎腹的重环纹、垂鳞纹是西周中后期常见的装饰。其装饰风格由商末周初的神秘、繁盛，变得古朴、朴实。此鼎虽形制不大，但设计巧妙，铸造精美，堪称一件珍品。
高柄小方盆（图5）
春秋高柄小方罐，高28厘米，直径4.2厘米。1988年，太原市金胜村赵庆墓出土。
此壶纹饰可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饰有不同类型的纹饰。壶盖顶部中部饰有相交龙纹。从视觉上看，一实一虚，相互交织。壶体通体饰有几何图案，层层叠叠，华丽精美，与后世锦缎图案极为相似。最令人兴奋的是，壶柄从上到下饰有3组16只表情各异的神鸟图案。神鸟皆龙首鸟身，身轻体轻，羽冠飞扬。前两组走得悠闲，神情骄傲；第三组面对面大声唱歌。整体造型修长挺拔，纹饰精美。
此壶的制作工艺与金银相似。先铸出凸起的图案，然后将凹下的部分均匀地填充棕色矿物颜料，最后打磨光滑。整个器物呈现出马赛克艺术效果，颇为独特。稀有的。
全套虎形器及耳陶模型（图6）
春秋时期全套虎形器、虎耳陶模。单外模长18.5厘米，高6.4厘米，厚7厘米。1957年，山西侯马青铜铸造遗址出土。
这是一套完整的虎耳陶模型，极为珍贵。它由三个陶模、两个外模和中间的内芯组成。两个外模周围各有五个榫卯连接，可以紧密密封整套模具。门就在尽头。河帆基本呈长方形。
我国古代青铜器的铸造基本上采用块铸法。制作青铜器，首先需要制作一个模具，然后在模型的外部涂上泥土，将其变成模具。制作泥模的主要原料是粘土和沙子，混合一些草和木屑。根据器物的不同，外模应分成几部分，以利于变形和铸造。对于中空器皿，必须制作内芯，并用榫卯将外模和内芯连接在一起，留下浇口和冒口。油泥模型制作完成后，需要经过修整、干燥、烘烤等步骤才可以使用。模具准备好后，就可以将熔化的铜倒入模具中。待液态铜冷却后，即可将模具打碎，取出铸青铜。最后，需要对青铜进行抛光，使其表面光滑。因此，我国古代青铜器的类型基本相同。即使两个项目看起来相同，但仔细观察也会发现差异。早期的简单铸造，器物基本上都是采用整体铸造法铸造，一次铸造。后来到了西周时期，分体铸造方法得到广泛应用。这套虎形陶耳模就是分体铸造法的一个例子。耳铸成后，需要通过焊接等方法固定在器身上。
在山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将金朝昔日的辉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金代青铜器或雄伟，或灵动，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谱系中写下了丰富多彩的篇章。
大型器皿比较少见，工艺精湛、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