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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大元帅印》摄于“四川彭山江口陈银——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摄影/范力）
2013年，江口陈银遗址发生特大盗掘案，部分文物流失；2016年，案件侦破后，追回一枚“永昌大元帅印”。金印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也在网络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学者指出，金印的主人是张献忠。还有人认为，这枚金印是李自成的。还有人认为是张献忠的孙克旺、李定国等人的。笔者对印章的纹理、形状、文字等进行分析，并结合前期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金印的主人、来源及相关历史背景进行研究。
“永昌大元帅印”的虎扣和印章是在两次单独的发掘中发现的。纽扣与印章背面的四个脚印重合，证明是同一件神器。金印为金质，边长10.3厘米，印垫厚1.6厘米，总高8.6厘米，重3.195公斤。印章上有九折篆书“永昌大元帅”六个字，印章左右两侧分别刻有“永昌大元帅”和“癸未年仲冬吉祥日造”。印章钮上绘有老虎站立的形象，张大嘴，身体前倾，尾巴向上卷曲。老虎身上的刻纹代表了老虎的鬃毛和斑纹。
《永昌大元帅印》（文物信息图）
图一“永昌大元帅印”背面拓印（1）正面印章（2）
金印的时代
江口陈荫遗址已被确认为大顺三年（1646年）杨展、张献忠江口之战的战场遗址。文献中对这一历史事件有很多记载。2017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已基本证明了该遗址的身份。自然。江口陈寅旧址发现的大量财物，主要是张献忠在这些年的征战中获得的。尤其是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大西军先后攻克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北部地区，并于崇祯十年七年入川，建立大西政权在成都。张献忠此时应该已经获得了大量财产。作为遗址中发现的级别最高的文物之一，金印无疑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
根据此前考证，各方认为，该印章的主人可能是与江口沉没同时代的张献忠、李自成、李定国、孙可望等人。但鉴于该遗址文物来源广泛，大量文物为明代中晚期；[1]不排除部分文物年代较早，保存至明代。明朝末年。因此，需要在大顺二年之前的较长时期内了解金印，才能确定其年代。从其形制和文字来看，“永昌大元帅印”应该说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金印是虎扣。虎扣是明代和南明时期常用的印章。《明史余府志》“受命武官，征西、镇朔、平满将军，有银印，虎钮，三寸方，九寸厚，柳叶印”脚本。”[2]如崇祯十六年铸的“荡口将军印”，为伏虎钮，银质，方形，边长10.4厘米，与金印基本相同，印体字体为刘叶印；[3]其他南明后期也继承了明代的形制，将军印很多都是虎扣。永历六年在广西玉林发现的“屏东将军印”，材质为铜。封体有三层台面。钮与“永昌将军印”相同，有立虎。印面为正方形，边长10.09厘米。字体为“六爷”。篆书（图2）。据于凤至考证，这是孙可望自己的印章。孙可望曾在张献忠麾下担任过“平东将军”。孙可望恢复大西军称号，表明他继承了张献忠的遗志；[4]广西发现“永历三年援江将军”印章，铜质，三层桌面印体，蹲虎钮，底长10.2厘米；[5】永历二年贵州道真县出土的“秦导将军印”，铜质，三层印体，桌面，虎钮，边长10.9厘米，上有“铜质”字样。印文背面刻有“代银”字样。显然，南明永历政权因财政困难，以铜代银；[6]郑鸿奎《永历三年郑鸿奎》浙江长兴亦发现南明“经鲁将军印”，铜质，虎钮，边长10.9厘米。[7]从上述发现来看，“永昌大元帅印”与明朝将军印相似。明代和南明代，无论是虎扣还是大小。
图2广西玉林“屏东将军印”
同时，金篆文字采用九折篆书，与明代将领印制的柳叶篆不同。但明代官印常用的字体，成化时期陆荣所著的《书院杂记》中说：“本朝文武衙门印，一、二品皆银质。”，三至九品为铜，方格大小有一定的比例……篆书都有九折。[8]《明史》另有记载：《御府志》云：“百官之印……皆有直钮，九折篆书”[9]。据张金良考证，明代以前重篆在宋、辽、金、元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对重篆的数量没有规定；只有明朝明确规定官印必须是九重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不仅明朝、南明朝，大顺、大熙政权的官印均采用明代九折篆书，印形基本继承了明代制度。[10]】大西政权建立后，文件称“收全四川文武印章，折成七重印”[11]。侯孝荣等人认为，今天看到的大西政权的印章是确实是“七重篆书”，[12]但事实上，这些印章都应该使用“九重篆书”。张金良认为，“九重篆书”中的“九”是准确的数字。下面必须有九条水平线。[13]但大西政权印章中一些常用的“印”、“官”、“司”等文字与明代印章并无区别。应该是九重篆书，而不是记载的“七重篆书”。
综上所述，此金印的时代应为明朝至南明，包括明末农民军的各个政权。该印继承了明代通用印的虎钮和尺寸，还采用了明代官印的九重篆书。
《永昌大元帅印》（文物信息图）
印章所有者
金印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代至南明，但其材质和内容与明代的规定有所不同。
从印章的材质来看，明代只有皇帝、太后、皇后、妃子、皇子、太子、妃子、太子、太子等皇室成员才能使用金宝或印章，其他人都不能使用金子。朝廷一品、二品官员有银印，三品及以下官员有铜印，明代将军印也有银印。“在明朝，所有官员都没有使用金印，这是因为明朝的专制统治，就连银印也受到严格控制，只有少数一、二品官员才能使用。”[14]作者梳理了明代官员对金印的使用情况。情况，只讲几个例子。《明史》记载：“有指挥权的文武大臣，得赐铜通以镇守，直钮，宽一寸九分五分，长二寸九分，厚三九分，叠篆书，即使是宰相同行，大臣官员也没有什么区别。然而正德年间，张永征伐了安化王，铸造了金币……所有这些都是特别给予的。”[15]可见，金印的使用在明代是非常罕见的，需要皇帝的特别赐予。
关于金印的更多提及主要出现在明末农民政权的记载中。“献忠招酋，以降诱之，铸金印以换官。”[16]蜀人使之容易，而黎、雅间之酋却如此。一下子无法接受，就派人引诱，给他们铸金印，换印。”[17]此前，四川德格发现了“黎巴寺长官寺印”，是鎏金铜印。[18]侯孝荣等人认为文书中的“金印”是鎏金的。[19]另外，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世领袖老惠左营马守英投降李自成，李自成授予他“永福营英武将军”称号，并授予他四十八重金印。[20]可见，在明朝，除了从皇帝特赐的金印来看，其他金印大多出现在农民政权中。
与此同时，明朝能被称为“元帅”的人却寥寥无几。明初，枢密院下设朱衣元帅府，任命元帅、同知元帅等官职，统领军队作战。然而洪武二十四年，“庚午三月，废朱衣元帅府，授十七侍卫，统领军使”。[21]目前，史料中被称为元帅的人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会自称为酋长。洪武五年，中建元帅墨池派其子吴驴、西东元帅阿居等人随从，那渊所赐金虎符，与银印、铜牌、圣旨合二为一。”[22]天启年间，永宁宣抚司宣抚使佘崇明造反，“称梁王，邦彦为第四代太长，称元帅，不可能打败计划，联合十万余兵力，先攻赤水。”[23]或者说是崇祯自杀后宗族建立的政权。南明时期，“宗室朱荣浩自称天下兵马副元帅，驻夔州”；[24]或自称反抗政权的叛逆者。如正德七年正月，河南民间起义时，“立火牌，上书天，攻击刘大元帅、副元帅赵石”。[25]万历十六年，刘汝国在安徽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顺天安民王。他“铸造铜符，统御旗帜和意志，并写下大字：‘资富济贫，取代天元元帅’。”[26]由此可见，明朝洪武以后，有明朝没有授予元帅之职。
然而，明末农民战争期间，不少起义领袖自称或被封为元帅。《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自号“奉天尚义大元帅”，自号罗汝才“代天兴民威德大将军”。[27]可见，即使在明末农民战争的乱世，“元帅”的称号仍然是为最高领导人保留的称号。即使罗汝才、马守英是当时农民军的首领，一旦归顺李自成，也只能被封为“将军”。
作为明代农民军的首领，只有张献忠能与江口陈寅旧址有联系，所以这枚金印极有可能是张献忠本人。张献忠手下的孙可望、李定国等人虽然在大西军中地位很高，但他们不可能获得“元帅”的称号。
有研究者根据印章上的“永昌”二字，认为李自成年号“永昌”，因此金印的主人应该是李自成。但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立“永昌”，金印是在“癸未年仲冬吉日”，即崇祯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制作的。（1643年），李自成在崇祯十六年正月自立为“奉天崇义文武元帅”，三月被封为“信顺王”。他不太可能再次自封“永昌大元帅”。
李自成的农民军在印章中并没有使用“印”字。已发现的大顺军印章证实了这一点。大顺政权曾颁布法令，为李自成及其父辈祖先避讳。“其文书皆应远离大海，玉、光、明、印、受、子、午、中、成等十字，不准使用。”[28]“殷”传为李自成父亲李守忠的别名，[29]虽然李自成在癸未年建立大顺政权之前颁布了避讳条例，但李自成以前不太可能使用“印”字。
此外，崇祯十六年农历十一月，李自成、张献忠两支起义军在不同地区交战。李自成“十月，李自成与明朝孙传庭军激战，继而西进陕西”。此时，张献忠正在稳步控制湖南等地。胜利，正准备年底西行四川。此后，除了川北地区发生冲突外，两个政权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接触。这枚金印作为与张献忠有关的文物出现在江口陈荫遗址。不可能是李自成的印章。
“永昌”二字，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历史上，晋元帝和唐睿宗都曾用“永昌”作为年号，可见它代表着更长远的意义。《明史》也记载了天启四年发现秦玺的情况。临漳人耕种张宾，得玉印，形如龙钮龟形，方四寸，厚三寸，文曰：‘受天命，长生不老。'。”现引介。”[30]因此，不可能通过“永昌”来判断金印属于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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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年仲冬吉日铸”，是指金印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十一月铸造。同年五月，张献忠攻克武昌。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溪王”，建立了大溪农民政权。他设立六部五军都督府，并任命地方官员。此后，他们继续南下，先后控制了湖南全境以及鄂南、广东、桂北的广大地区。次年正月，张献忠进军四川，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八月占领成都。后在成都称帝，国号“大熙”，后改号“大顺”。
崇祯十六年十一月，正是大西军南下、势力最盛的时候。张献忠此时自称“永昌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次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金印被废。大顺三年（1646年），大西政权内忧外患。除了受到南明、清朝的攻击外，内部也发生了很多叛乱。张献忠此时似乎正在寻找合适的退路。清初四川抚顺人杨洪基所著的《蜀难记》云：“贼只能为所令而行，但只能为接近省、州、县的事而行”。郡县，命令不在千里之外，忠心的人知道自己不会厌倦被人瞧不起，但最终却一事无成，长期为盗贼。无路可归，欲带大量黄金，前往吴越，改名，效法陶朱。沿河向东航行。”[31]可见，张献忠已打算放弃成都，顺流而下，转移财产。不过，由于杨战的成功阻拦，所有这些计划都落空了，而“永昌大元帅印”也应该是这次财产转让的一部分。
“永昌大元帅印”是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发现的最高级别文物之一。确认印章的年代和所有者对于确定遗址的性质及其相应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对该印章的形制和文字内容考证，认为该印章是明末农民军首领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征战湖广地区时所铸。明朝（1643年）。张献忠自称“永昌大元帅”符合当时的形势，也表达了他对政权“永昌”的期待。
实心铜，非常重。绝对是清末。由著名铜匠手工雕刻而成，雕刻精美，一流。650泄漏
